2014年，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為為97.6億噸，占全球排放量的27%，已超過美國和歐盟總排放量（97億噸）），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。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仍處于緩慢上升中，而美國、歐盟已進入下降通道，預計未來排放量差距仍將繼續擴大。
2011年我國單位GDP能耗為0.799噸標準煤/萬元人民幣，為全球平均單位GDP能耗的兩倍，遠高于美國、德國和日本，主要源于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能源消費結構。
2014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，原煤占比66%，大幅高于全球平均的30%。煤炭為固體能源，相比石油、天然氣等能源利用效率較差，溫室氣體排放及大氣污染更為嚴重。
1.2國內背景：環境污染日益嚴重
2014年，161個監測城市中，僅16個空氣質量達標，占比9.9%；地下水水質較好以上比例僅占38.5%，16.1%的地下水水質極差；全國現有土壤侵蝕總面積294.91萬平方千米，占總面積的31.12%，環境污染
問題日益嚴重。
2015年入冬以來，東北、華北爆發持續性大面積霧霾天氣，PM2.5連續超過500，已嚴重影響當地生活及居民健康。
另一方面，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，環保意識增強，倒逼國家提升環保重視程度，預計未來環境污染治理、
碳減排將為長線主題。
1.3從抵制到擁抱，碳減排循序漸進
我國碳減排
政策分三個階段：懷疑抵制國際碳減排談判階段、主動參與國際談判階段、碳減排布局實施階段。
第一階段（1988-2000年）：懷疑抵制國際碳減排談判階段
1988年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開啟談判，我國于1994年才正式批準。1997年《京都議定書》出臺，我國持懷疑與抵制態度，主要源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特殊性和對碳減排“政治性”的警惕。
主要觀點包括：1）明確反對給發展中國家增加任何新義務，強調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的責任；2）堅持不承諾減排；3）懷疑《京都議定書》可促進發達國家減排這一論斷。
第二階段（2001-2010年）：主動參與國際談判階段
2000年后，我國立場有所轉變，積極參與進清潔發展機制（
CDM）談判。2002年，朱镕基總理宣布我國核準《京都議定書》；2009年，溫家寶總理于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宣布我國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較2005年下降40%-45%的目標。
我國態度轉變主要源于：1）更加關注碳減排經濟內涵；2）20世紀后期，極端事件頻發，氣候科學研究逐步認識到生態脆弱性；3）國外對中國減排壓力日增，國內能源
需求劇增，迫切需要發展清潔能源以減少
石化能源依賴。
第三階段（2011年至今））：碳減排布局實施階段
2011年年10月，國家發改委發布《關于開展碳排放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》，批準
北京、等七省市于于2013-2015年開展碳
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，我國
碳交易市場開始布局。2013年七大交易試點逐步開始運行，迄今已良好運行兩年，為全國統一碳交易市場積累寶貴經驗。
與多國簽訂氣候變化聲明，向世界宣傳中國減排目標
2014年11月《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》，宣布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到日達峰，并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%左右。
隨后，我國陸續與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歐盟、法國等國簽訂《氣候變化聯合聲明》。2015年9月，《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》再次強調：中國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0%－65%，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。計劃于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，將覆蓋
鋼鐵、
電力、
化工、
建材、
造紙和
有色金屬等重點工業行業。
